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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衍圣公

2018-09-04 16:40

  在孔德成成长的那个年代,私塾尤其是蒙学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仍占重要地位,比如直到1935年底,全国仍有私塾101027所。而孔德成所上的学校也是私塾,1924年,孔德成5岁时,陶氏专门将孔府西路的最后一进院子改成私塾,让他在这里读书。此外,陶氏还让孔德成的两个姐姐和刘三元一起陪着孔德成读书。著名散文家和教育家吴伯箫那时刚刚从曲阜师范学校毕业,经人介绍到孔府教授孔德成英文,诸城派古琴大师詹澄秋教授古琴。同时,陶氏办起了明德中学,由5岁的孔德成担任学校的名誉校长。

  孔府私塾有六七位老师,教孩子们经书、书法、数学、英文、地理、古琴等课程,按照天干的顺序,十天休息一天,但是老师们很少让他们休息。孔德成读书十分刻苦,每天早晨七点要起来晨读,上午、下午读书,冬天的晚上还要上灯学。孔德成作为衍圣公,遇到大人物到孔府来访,要被拉来陪客人,陪完客人,必须立刻回到私塾去继续读书。

  在生活上,孔府对孔德成姐弟的要求也很严格。吃饭都是平常的家常菜,不许挑食,吃饭的时候不许说话。饭菜夹过了,就要吃掉,不能再放回盘子里。孔德成最爱喝豆扁熬的糊糊,抗战结束后,孔德成回到孔府,第一件事情就要喝豆扁糊糊。

  平常的时候,孔德成姐弟穿的都是粗布衣服,床上也是粗布被褥。虽然孔府里给孩子们做了很多皮裘衣服,但是只能在春节和祭祀的时候穿,过了节马上脱掉。孔德成常年一身布长衫,冬天则是布棉袍,颜色是黑色或者灰色两种。脚蹬一双布鞋,头上戴一顶瓜皮帽,这种装束一直到长大成人。

  孔府要求孔德成姐弟待人接物要有礼貌,对女仆要称呼妈妈,前面冠上姓,就是“张妈妈”、“李妈妈”,对男仆要称呼“爷”,前面也冠上姓,称“张爷”、“李爷”。更不许打骂仆人。有一次,孔德成和刘三元在一起玩扔石子的游戏,孔德成用石子把刘三元的头划破一个小口子,孔德成吓得藏在后花园的山洞里很长时间。大家都说原谅他了,他才敢出来,并向刘三元道歉。

  “衍圣公”属于世袭爵号,在清帝退位,民国建立,故宫后来也收归国有的大前提下,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人,于1929年10月拟订《改革曲阜林庙办法(草案)》,提出撤销衍圣公名号,并将孔庙、孔林等收归国有。当时,在陶氏和孔府族人的支持下,年仅十岁的孔德成签名发布《敬告全国同胞书》,反对将孔庙、孔林收归国有。孔府在内外交困中,由陶氏和孔德成发起,开始大修全国孔氏家谱,希望利用全国孔子后裔的力量,来给孔府争取生存的空间。

  陶氏并未能把孔德成抚养成人。在1930年2月,陶氏心力交瘁,患了中风,不幸去世,年幼的孔德成就成为整个孔氏家族的“掌门人”。过去孔府的佃户交租子的时候,斗上面的“斗尖粮”、撒到地上的“地皮粮”,都归催租子的人所有,这对于佃户是一笔不小的剥削。善良的孔德成取消了沿用上千年的“斗尖粮”和“地皮粮”,收租人的开支由孔府承担,佃户们感激地称他为“小圣人”。

  1934年,孔德成最后一位亲人、二姐孔德懋远嫁北京,孔德成非常伤感,取名“孓余”。在送二姐上花轿时,他说:“二姐,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你要常来看我啊。”1949年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孔德懋后来回忆说,弟弟孤身一人在孔府,伤感时给她写过一首诗:“黄昏北望路漫漫,骨肉相离泪不干。千里云山烟雾遮,搔首独听雁声寒。”

  就在二姐出嫁的第二年,1935年1月18日,政府下令取消孔德成的“衍圣公”称号,改封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享受特任官(相当于正部级)待遇,月薪800元,办公费400元。1935年6月,孔德成赴南京就职。他非常高兴地说:“我不再是封建的王公贵族,而是民国政府的官员了。”孔德成带着颜子后裔、曾子后裔、孟子后裔一行到南京后,受到了国民政府高官与南京各界人士的欢迎和宴请。7月8日,孔德成参加了在南京国民政府礼堂举行的奉祀官宣誓就职仪式,仪式由戴季陶监督,陈立夫主持。承袭了880年的衍圣公封号至此结束。

  那时,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希望能把孔德成作为他们的代理人进行培养。日本特务马场春吉等人借文化交流的名义,常年在曲阜、邹城一带活动,考察制作孔孟圣地地图,拉拢孔德成。1935年,日本人特邀孔德成和孟子嫡系后裔、袭封翰林院博士孟庆棠到日本参观东京汤岛圣堂孔庙落成典礼。当时,日本已侵占我国东北,溥仪成为伪皇帝,孔德成坚决不去日本,而是派了本家长辈孔昭润前去参加仪式。后来,日本派人来曲阜设宴请孔德成,赠送礼物,孔德成推辞有病,也没有赴约。

  蒋介石对这位“衍圣公”也是非常重视的。孔德成定于1936年12月16日迎娶前清名宦孙家鼐曾孙女孙琪芳为妻。大婚前夕,蒋介石、汪精卫、林森、孔祥熙等要员都送来贺礼。前北洋政府总统曹锟、徐世昌以及当世班禅等均送了贺幛。蒋介石还许诺来参加婚礼,但是,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蒋介石等一大波官员都未能来曲阜。等到傍晚,蒋被扣留不能前来的消息传到孔府后,才开始举行婚礼。

  1938年1月3日深夜,驻守兖州的国民七十二师师长孙桐萱带着两辆汽车和一队卫兵来到孔府。他奉蒋介石之命,要将孔德成和身孕待产的夫人孙琪芳接走。孔德成起初不愿意走,他说:“刚修的家谱还没有发,妻子马上就要生产,林庙无人看守,百姓们无人照顾,我怎么能走?”孙桐萱硬逼着他走,说他身份特殊,不能让他落到日本人手里。孔德成终于想通了,连夜把家族事务委托给堂叔孔令煜,匆匆离开曲阜,坐上了最后一趟去武汉的火车。他们刚离开兖州南大桥,铁路大桥就被炸断了。1月4日晨,日军占领曲阜。

  孔德成到了武汉之后,立即在汉口发表抗日宣言,孔德成长女在汉口医院里出生。因为女儿是在武汉出生的,取名孔维鄂。

  抗战期间,孔德成一家先是住在重庆城里一个银行职员的家里,由于日军飞机轰炸频繁,民国政府将其转移到重庆西郊歌乐山的半山坡上,在这里为他建了一排五间房子的奉祀官府,命名为“猗兰别墅”。孔德成全家在这里一呆就是八年。他的大儿子在这里出生,四川当时简称是益,孔德成给儿子取名孔维益。他和一帮文化人成立了中国孔子学会,到军队、机关、学校宣讲《论语》,推动抗战。孔德成还认真学习和研究周礼,渐渐成为周礼专家。他还著文希望抗战胜利后,把他自己的家从孔府全搬出来,在孔府办一个大学。

  1945年,日本投降了,孔德成全家十分高兴,随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孔德成的二儿子在南京出生,孔德成为其取名孔维宁。后来,孔德成到台湾之后,开始生活比较困难。1955年起,孔德成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人类学系兼任教授,讲授“三礼研究”、“金文研究”、“殷周青铜彝器研究”课程,生活才安定下来。他和台大校长傅斯年、教授屈万里等山东学者一起编辑《山东文献》杂志,以慰思乡之情。他在那里复建了台北家庙,倡导儒学。

  在台期间,孔德成联合孙科、王云五、陈立夫等发起了设立“中华文化复兴节”的倡议,得到蒋介石的肯定。对于台湾恢复中华文化,隔断日据时期的殖民文化,做了很多有意义的工作。后来,他发起成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台湾将“孔子诞辰日”定为教师节。

  2008年10月28日上午,因心肺衰竭,孔德成在台北病逝,享年88岁。11月30日,台湾地区为孔德成举行公祭仪式。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荣誉主席连战,率治丧委员会全体人员向孔德成的灵柩献花、鞠躬。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到场并发表追思感言,许多台湾地区政要前往吊唁。公祭仪式之后,孔德成的遗体安葬在台北县三峡镇龙泉公墓。

  孔德成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位没有安葬在孔林里的衍圣公,第一位是南宋时期的孔子48代嫡孙、衍圣公孔端友。当然,从1935年开始,孔德成也成为了最后一任衍圣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