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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为什么在西方受欢迎?

2018-07-28 18:00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云:“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这段话是有关老子生平的最早记载,文字简约,语焉不详,留下的问题比答案多。至于老子如何“居周久之”,又为何“见周之衰”,就一定要离周而“去”,而且是出“函谷关”朝西方而“去”,司马迁并未详论。

  汉刘向在《列仙传》中说老子:“后周德衰,乃乘青牛车去。入大秦,过西关。关令尹喜待而迎之,知真人也。乃强使著书,作《道德经》上下二卷。”说老子是“乘青牛车去”,所谓“青牛”,“青”者色“玄黑”,应该是指“水牛”。而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也引了《列仙传》这段话,但却说:“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并没提到老子乘车。

  后人据此,传说老子“骑青牛出关”,有的还加油添醋,说老子是“倒骑青牛”出关。然而为什么不是骑黄牛或骑马出关?老子出关时,年岁已高,长途行旅,为何不乘坐牛车或效率较高的“马车”出关?种种说法,既无确切的依据,更无合理的解释。

  关于老子出关“骑青牛”之说,在实际考据方面,历代典籍中并无所见,只有一个小小的旁证,说明可能真有其事。这就是晚明诸葛羲所写的小品文《青牛老树记》(见刘大杰编《明人小品集》,上海北新书局,1934年9月,页190。龚鹏程策划主编兼导读的周作人编《明人小品集》,台北金枫出版社,1987年1月,系伪书,张冠李戴,不确),诸葛羲乃诸葛亮第三十六世孙,崇祯元年(1628)进士,家学渊源,学术有一定的根底,其“证词”,理应具有参考价值。

  诸葛羲的文章开头便说:“老子入函谷关,为令尹喜强著书,道德数千言,传至今,独青牛所系树,世罕传。余初过华阴,入西岳庙。雨甚,踉跄雨中,不知有青牛树也。”后来他考上进士那年(戊辰九月),“再过华阴。有道人指树眂余。树在钟鼓亭左,高丈有余,轮困蟠结,与他树不类。相传为老子系青牛其下。秃顶无梢,泽若紫芝,壁立若石丈爪肤,觑之色犹苍然。自周至今,千百余载矣。况前此又不知其几千百年乎?”诸葛羲认定老子是骑青牛出的关,却没有说老子乘车。

  老子与青牛,俱己往矣,渺不可考,然当初系青牛的老树,仍然屹立不摇,或可作证。“物之至者,与天地相终始,盖若斯也。”诸葛羲如此慨叹道,认为此树“不事隐藏,而能久视长生于见见闻闻之地,此所谓大奇也。且有至人,而后有至物,因为之记。”这篇文章,虽然没有解决上述问题,但至少说明老子骑青牛出关这件事,在当地流传已久,并非空穴来风。

  要解决老子青牛出关的问题,还要从美国著名演员和导演梅尔吉布森2006年出品的电影《阿波卡猎逃》谈起。该片原名Apocalypto,本是“文明的崩毁与重生”的意思。全片精彩刺激,好看叫座,近几年经常在各电影台播出,可谓家喻户晓。

  该片依据近二十年来世界文化人类考古学新知,以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古玛雅文明为背景,讲述半岛中部几个渔猎采集社会聚落,遭邻近兴起的强大农业社会侵略,而导致族灭人亡的悲惨故事。渔猎采集族人之一:黑豹爪(Jaguar Paw),不幸被玛雅农业社会武士俘虏,押解回国为奴,在生死存亡之际,一路上他奋其智勇,惊险逃生,最后终于成功救援妻儿。

  为了对照渔猎采集社会的纯朴和谐与农业阶级社会的铺张繁华,片中刻意展现了玛雅农业文明诸多奢华血腥的迷信与苛政,如造金字塔、奴隶买卖、活人祭祀、武士横行等等,显示两种社会的巨大差异。(美国文化人类学教授Mary Weismantel与Cynthia Robin,在《芝加哥论坛报》2006年12月17日发表文章,谴责该片曲解污蔑玛雅文明。)

  尤其是在故事一开始,黑豹爪与族人,长幼有序,亲朋和乐,单纯平静,与世无争,每日在自家聚落的能力或势力范围内,从事渔猎采集活动。一天,忽然遇到邻近另一支渔猎采集族人,携家带眷,仓皇经过,似乎是因为逃难,才不得已前来借道,双方会面,不交一语,充满了疑惑与戒备。最后,对方手示保证,不会停留侵占地盘,只求快速通过到达远方,以便另觅栖地。

  二族骤然相遇于深林之中,双方言语不通,信息不畅,只能在警戒中友善互视,在礼貌中相互目送,此方毫无亲善往来相互帮助之意,彼方也无求援求助通风报信之心。数日后,当黑豹爪一族,突遭雅玛农业武士拂晓偷袭猎杀之时,方才恍然大悟,日前邻居为何仓皇出奔丧乱逃难,现在梦醒惊觉,可惜为时已晚。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阿波卡猎逃》故事情节的后来发展,虽然引起文化人类考古学者的非议,但影片开头这一段“小国寡民”的朴素描写及高级农业社会贪婪豪夺的刻画,倒是十分精彩传神。这种“惨剧”在《庄子人间世》也提到过许多:“昔者尧攻丛枝、胥敖,禹攻有扈,国为虚厉,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 令人慨叹不已。

  在《道德经》五千言中,老子对渔猎采集社会“小国寡民”的历史与智慧传承,着墨不多,但在《庄子》的《胠箧》篇中,则有补充说明:

  子独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陆氏、骊畜氏、轩辕氏、赫胥氏、尊卢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音相闻,民至老死而不相往来。

  在老子、庄子眼中,从容成氏至神农氏,代表了渔猎采集社会的发展史,相当于三皇时代与五帝早期时代,以结绳记事为主,是为“至德之世”。庄子形容这时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缮性》)。

  而五帝后期时代则属于尧、舜、禹、汤所代表的农业社会,粮仓丰盈,发明多有,以陶文、金文、甲骨文为主,是为“圣人之世”。在庄子看来,这是一个道德渐衰,每下愈况的时代,他在《缮性》篇中写出老子“见周之衰”的原因与过程:“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浇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最后,弄得“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因此老子认为要“绝圣弃智”才能“民利百倍”,庄子也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胠箧》)。

  如果我们以上引第八十章为核心,采取“赋比兴”的“兴”式对照法,来阅读全文仅有八十一章的《道德经》,也就是从第一章到八十一章,逐一与核心的“小国寡民”一章,平行对照而读,便可发现《道德经》全文的写法,是以“小国寡民”一章为圆心,以渔猎采集社会的智慧及思考模式为基准,让其他所有的章节,围而绕之,不断与圆心对照,反复说明老子反对物欲横流的农业社会的政治立场。

  由是可知,老子出关的主要目的,是“见周之衰”后,决定放弃每下愈况的“农业社会”,毅然“骑青牛出关”,回归到他认为充满生机的“渔猎采集社会”,临去留下的《道德经》五千言,明白表示反文字、反征战、反科技、反交流的主张,是他最“激烈的政治宣言”,充满了对精耕富裕农业社会的警告与预言。

  《史记》云:“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汉书张苍传》则说:“老子为柱下史”。无论是“守藏史”或“柱下史”,都是周朝的史官,掌管周室历史,对周朝农业社会发展史,当然了如指掌。

  我们知道,从距今一万年前新石器时代开始,农业文明开始在中东两河流域急速发展,至公元前五千年到前两千年之间,发展成熟。兴起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周代,虽然起步较两河流域稍晚,但此时也正好处于农业社会发展兴旺的阶段。比起有长达三百万年发展史的旧石器时代渔猎采集社会,仅有一万多年历史的农业社会,在生存经验与人生智慧的累积上,可能要相形见绌。

  生活于公元前六百年的老子(571?500?),掌管历代祖宗遗留下来的各种史料,对周朝前五六百年的农业社会发展史,当然知之甚详,对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盘庚迁殷后,走向精耕的高级农业社会之变化,当有深刻的认识。通过与渔猎采集社会所遗留下的智慧经验对照,老子看穿了拥有富裕粮仓的精耕高级农业社会之各种问题与弊病,并对回归古代渔猎采集社会,有着无限向往。渔猎采集社会的生活方式是采集游牧混合的,其农业也是游耕法,从甲骨文中可知,牛的驯化,在公元前四千年就开始了,是渔猎采集社会中的主要家畜之一。而马的使用,要到公元前二千年殷商时才开始普遍,而且是征战杀戮利器,专门用于攻伐。老子不坐车,选择骑牛而不骑马,除了信念(“虽有舟舆无所乘”)与年龄的关系外,象征意义当然也包括其中。

  老子《道德经》从第二章开始,便逐章对精耕或富裕农业社会的各种现象,痛加针砭,认为这种农业社会,鼓励区别“善恶”“美丑”“难易”“高下”“长

  短”的观念,不如渔猎采集社会“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老子痛切地认为,富裕农业社会大力提倡“难得之货”“可欲”“富贵”“金玉满堂”“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畋猎”,会“令人心发狂”;更指出“多藏”“伎巧奇物”便会造成“法令滋彰”“大费”,同时孳生“自矜”“尚贤”“慧智”“仁义”之心,最后导致“利器”“佳兵”“争伐”出现,直接把人民引导到盗贼战乱上去。在《道德经》第五十三章中,老子干脆直接开骂:“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

  这使我想起1970年在美国留学时,遇到的“嬉皮反战运动”(Hippies),当年美国社会在越战中,达到发达资本主义的高峰,各种“令人心发狂”的事,层出不穷,引起年轻人的不满,大家纷纷向东方寻求智慧解脱之道,于是英译《老子》《庄子》的风气大盛,甚至完全不懂中文的人,也千方百计寻找懂中文的人翻译协助,设法弄出自己的译本。我就亲身遇到过好几起这样的例子。好奇的我问道,市面上已有很多译本,为何非亲自重译不可?得到的答案,大同小异,都说在对照过各种译本后,认为没有传达他们独特的体悟,非重译不可。

  其中有一位告诉我,他之所以迷上《老子》完全是受了文化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那篇《原始富裕社会》(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1972)的影响。萨林斯是法国巴黎1968年学潮时代,最有名的美国年轻学者,而此文是有史以来最具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人类学论文。他延伸法国文化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 19082009)的经典名著《野蛮思考》(La Pense Sauvage,1962)的思路,认为富裕农耕粮仓社会,带来的只是“工作、阶级、战争”(work,inequality,and war),而原始野蛮的渔猎采集社会,每周只要工作21到35小时,人们能力有限,欲望不大,资源财产不多,却不贫穷匮乏(poor),大家和乐相处,各采所需,是一理想大同社会,何野蛮之有?

  事实上,这种推崇“野蛮人”的思潮,始于十九世纪的浪漫派。自176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后,理性冰冷、贫困拥挤又乌烟瘴气的工业城市兴起,刺激了向往自然山林、注重直观感性的浪漫思潮出现,“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一词,不胫而走,乡野老农、鄙俗民歌、乞丐疯子都成了文学宠儿。都市贵族、资本家与富豪,全成了批判讽刺的对象。

  于是萨林斯笔锋一转,针对当时发达资本主义的富裕中产阶级社会,猛力抨击,认为他们所建立的消费社会是一座“永难满足的消费欲望神庙”(a shrine to the Unattainable:Infinite Needs),陷人们一生卷入永无休止的非必要消费轮回。如此立论,当然会令人想起《老子》“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的警告。这样的文章,恰好为流行的“嬉皮反战运动”,提供了最佳的哲学美学基础,难怪甫一发表,便夹带着《老子》《庄子》,一起大受欢迎了。

  四十年后,根据地理文化人类考古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落实了萨林斯的说法。原来渔猎采集社会聚落的人口,之所以能长时间维持在数百人上下,是因为妇女哺育幼儿至四五岁,这样长时间的哺乳,造成受孕困难,形成了一种自然避孕法,可以避免聚落人口过分膨胀,而无法靠互助采集养活。(Ian Morris, 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New York:Farrar, Straus and Giroux,2010,p.100)

  此时,人们已知发展养狗及耕牛等家畜,从事初级农业耕作,却没有粮仓的设立,显示大家财富相当有限,没有贫富不均的现象,更没有盗窃或豪夺的问题。至于渔猎采集社会的聚落与聚落之间,也刻意保持距离,各有各的采集范围,互不侵犯,老死不相往来,充分地实现了老子所向往的理想社会。

  到了公元前一万年,农业社会出现,渔猎采集社会的游牧燎荒式耕作,慢慢发展为定点扩张的精耕细作,粮食产量大增,大小粮仓不断出现,造成了“高级富裕农业社会”的出现。目前世界上发掘出来最古老的“粮仓”,宽高各十英尺,出现在九千年前的约旦河谷,是财富权势的象征,此“粮仓”乃导致人们追求“难得之货”“可欲”“富贵”“金玉满堂”“五色”“五音”“五味”的直接源头,也是“法令滋彰”“忌讳”及“争伐”的间接原因,更是培养“圣贤”“仁义”“盗贼”“大伪”“宠辱”的最佳温床。

  为了获得更多更大的财富权力,土地的开发与兼并,便越来越迅速密集,粮仓也越建越大,贵族富豪与仆人奴隶越来越多,无需耕作的专业武力随之而起,社会阶层的划分也就越来越严密,妇女哺乳期不断缩短,奶妈、多妻与奴仆的兴起,导致人口快速增加。于是,“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便成了治理“高级富裕农业社会”的首要任务。

  为了控管日益复杂的国政,不得不加强文书的流通与政令的倡导,文字语言的普及教育,便随之而来,教育越发达,智巧之设就越多,巧取豪夺一旦流行,战祸自然就接连不断。于是被视为战争利器的“马匹”(出现于商代晚期)与“兵法”(《军志》《军政》等兵书出现于春秋战国之前),便应运而生。战略战术、战马战车的广泛运用,扩大了战争的规模,名将、名臣、名主纷纷出来争胜称霸,造成“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局面,万恶的高级富裕农业社会,在“秦将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万”(公元前262年)的哀哭中,以人间地狱的方式全面出现。老子理想中的渔猎采集社会,在中原遭到彻底的驱除与毁灭。

  公元前516年周朝王室内乱,典籍散乱流失,老子受到牵连罢官。老子既然“居周(富裕农业社会)之久”,又“见周(富裕农业社会)之衰”,知道这是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无法挽回,遂有去国(富裕农业社会)之行。孔子(前551479)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认为大陆之上,农业社会无所不在,如不能实践理想,则无所遁逃,只有向东,摆脱这一切,浮海而去,有向东方冒险探索新世界的雄心,成为“海洋导向文化”的契机。老子则认为,要西行出函谷关,要回到过去,理想中的渔猎采集社会,说不定还找得到。于是老迈却又反对使用“舟舆”的他,当然只有骑着代表渔猎采集社会的“青牛”,毅然离开中原,离开高级富裕农业社会,走回过去,在回忆中寻找他心目中的乌托邦,成为“大陆导向文化”的种子。儒家进取,道家内敛的对照,明显可见。

  仅仅只写了五千言的《道德经》,是老子出关前的“急就章”,也是他毕生思考所得,主张以“无为而无不为”的“道”为核心,劝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最后“复归于婴儿”,里面充满了渔猎采集社会所留下的智慧与美学。

  老子所谓的“道”,从美学上来说,就是“随机应变自由有机的生命力”,而这“生命力”是“无为而无不为”的。因为凡有生命力者,必能随机应变,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这种境界:时机未到,生命力尚未应变,一切都在“无为”状态,也就是保持原来本质的纯然状态,完全不搞“画蛇添足”式的刻意多余之举;而“恰当时机”一旦出现时,万事万物中,有生命力者,便会立刻把握应变而动,乘机发展而起,即可“无不为”。

  老子骑青牛出关,是他一生信念的象征,是他生命力最彻底的发挥:以具体行动,实践自己在《道德经》中的主张。以经书而言,五千言未免太短,却字字珠玑,句句精要,绝非徒托空言一纸,大话高头讲章,难怪历久常青不衰,传颂中外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