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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丨老子对“五常”的认识和态度

2018-08-01 03:45

  “五常”概念形成于汉代儒术独尊的背景中,并最终全部划入儒家专有的理论范畴,成为人们行为规范中重要的伦理准则。实际上,包括仁、义、礼、智、信以及忠、勇、恭、孝、悌等各种家庭、社会、政治、伦理概念的产生远早于“百家”、“九流”等学术派别的划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每个上古思想家都会言及,甚至是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被奉为道家早期经典的《道德经》中,也有提到“五常”的内容,但其基本观点却与儒家大相径庭。

  在《道德经》中,最高的范畴无疑是“道”。老子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根,是支配和影响万物发展方式和方向的唯一因素,其中不包含任何世俗之人的因素。但老子同时也认为,这样的“道”已经只能在“天地”和“圣人”那里得到体现。“仁”、“智”、“信”等道德伦理标准,在《道德经》中则被认为是世俗之人的私欲破坏了统“道”之后,不得已产生用来规范秩序的“形而下”的低级范畴,整体上是为道家所批评的。

  老子在洞悉人性的基础上,认为懂得知足,才能够真的常足。天地、圣人正是以其无私而实现自身的长存,“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

  当然,老子是不会仅仅满足于将孤立的个人常足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终极考量,他还有促进整个世界恢复道统更高的要求和办法:“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这是老子指出的人们能感受和触摸到的“道”的体现,老子希望人们通过学习这种若水的“上善”,能克制私欲、恢复大道,尤其寄希望于统治者一方面自己做到不逞私欲,另一方面以此来教化百姓。

  老子是如何具体认识后来所谓的“五常”呢?老子对“仁、义、礼”的态度主要就是第三十八章中的一段表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他认为最好的“德”,其实是没有“德”这个概念,只是按照“道”的作用自然发生,下一等的德虽仍能做到无为而为,却已经有了“德”这个概念,担心失去它,较好的“仁”有仁人之举,而不自以为仁,上佳的“义”既有心为之,又清楚自己是为义而为,至于只能靠强拉硬拽别人来学礼,已经是不值得肯定的了。因为“礼”已经是很外在的东西了,到只能靠外在的“礼”来规范社会秩序时,表明的是忠信的日益淡薄与动乱的萌芽。

  老子对“仁”这个概念的阐述并不多,不过对另一个类似的价值观范畴却有比较深入的阐述,那就是“善”。

  必须先说明,“善”在老子这里是比“仁”先在的概念,也是内涵更为深广的一个范畴,大体可以归入“德”之下,所以“善”的出现,是“道”遭到破坏之后,它的存在状态是这样的:“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具备道德的圣人没有为自己的平常心,一心只为百姓,善与不善之人、信与不信之人,我皆善之、信之,这就称作德善和德信。善做到极致,便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与圣人之善一以人、一以物,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后面所举居处应谦下、心境要平和、与人交往要仁义等都是“善”的各种表现。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善”呢?老子言:“天道无常,常与善人!”说到底,做善人会得到天道的眷顾,是有益的。所以,老子自己也积极向“善”,却又谦逊地认为,自己不能与圣人之“善”作比,只能称作“慈”。所以言:“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孔子言“当仁不让”,孟子言“仁者无敌”,老子言“慈故能勇”,其义一也,唯老子以“仁”为乱世救弊之语,不喜用。“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也与孔子“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近仁”“仁者,其言也讱”等近同。

  “义”、“礼”在老子这里是比“仁”更每况愈下的东西,所以在第三十八章中一带而过后再不言及。而对“信”与“智”则有一些展开的论述,“信”就是指人的言行举止要诚实、讲信用。“言善信”是作为“善”的重要内容被老子肯定的,并认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诚信不够的地方,必然就得不到众人的信任。在辨别言语是否可信的方法上,老子指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是简单有效的途径。由此更敏锐地得出“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这样具有辩证色彩的结论,不仅对指导人们诚实守信有警戒作用,对人们考虑和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有启发意义。

  “五常”中老子对“智”的态度较为复杂,从根本上他主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要求人们抛弃智慧、仁义、巧利这些大道废坏后的产物,而要“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再回到“道”行天下的淳朴时期。所以,他向统治者提出建议:“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是夫智者不敢为。为无为,则无不治。”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无为而治”。

  简单说来,就是使普通民众满足于饱食而无知的状态,而使那些智者们不敢有所为。在第六十五章,则说得更为直白:“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就是老子提出的“愚民”治国之法,在后世封建社会中的确成为统治阶层重要的驭民手段。

  实际上,老子本人既不是统治者,又不是无知无识的民众,恰恰属于那些欲令统治者“不敢为”的智者,所以,他必然对“智”也有褒扬的一面,第三十三章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第五十五章又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指明既了解自己,又能推己及人,洞悉其他的人和物,才算是明智。“和”字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之“和”,即学会与别的人或物调和、中和成一种和谐状态才可称作聪明。第二十七章言:“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指出一方面要自己学习新的东西,另一方面要及时借鉴别人的教训,才是智而不迷。

  在前人对老子的研究中,老子对“仁义”持支持抑或反对的态度曾经是一个反复争论的焦点,其实跳出这个既有的框框反思一下,或许会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在老子看来,“仁义”为代表的各种后起伦理观念不能放在同一层面不加以区分地看待,它们并不是老子理想的诉求,却是他身处于每况愈下的社会伦理道德中不得不面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