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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则圳:经典与诠释的互动——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解经方法初

2018-08-10 09:25

  本文最初是作者读研阶段上陈少明老师“哲学史方法论”课程的论文,修订后发表于《国际儒学论丛》2016年第1期(创刊号)。作者时为中山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目前是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孟子赵注补正》是宋翔凤重要的注《孟子》著作,体现着宋翔凤独特的解经方法:以考据求真为底色、兼采“汉宋”的价值取向以及推尊公羊学的跨文本诠释路径。在这三种方法的综合影响下,宋翔凤尝试诠释《孟子》并进行新的哲学建构。研究《孟子赵注补正》可以为我们理解经典与诠释作品的互动关系提供更多方法论层面的启示。

  中国古代有着源远流长的注经传统,通过注解、诠释先贤的哲学经典进行思想创构往往是古代哲人惯常的哲学表达方式。与西方哲学家擅长借用概念、命题及体系等进行哲学创作不同,中国哲学家用以表达思想的经典解释作品往往体现着与经典的“互动”过程。一方面,诠释行为需要围绕经典,对经典文本逐段进行解读,思想表达要受到文本语境的制约;另一方面,在传统经、传、注、疏的诠释体系中,历代经师在注经时又难以摆脱本时代学风与自身立场的影响,无论是顺着经文内在理路发掘哲学思想的“顺向阐发”,抑或是在逆着经文思路基础上创造全新哲学思想的“逆向创构”,究其实质都是对于经典文本进行新的哲学建构。经典文本会为诠释带来限制,而哲学体系的建构则要求创造,所以在经典与诠释的互动过程中往往会带来经典文本自身意义与诠释者新体系之间的紧张与矛盾。刘笑敢先生认为,经典诠释与体系建构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可能是分析与评价中国哲学诠释传统最困难、最吃重的地方。[①]

  笔者认为,化解这种张力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照顾经典文本的思路,通过直接对照注疏与原文,判断注疏可以被接受的程度;二是了解解释者背后的学术或价值背景,融入解释者当时的生活经验,进而探析其注经的方法与价值取向。虽然这种做法也只是缓解经典诠释与哲学体系建构之间紧张与矛盾的“方便法门”,难以从根本上跨越二者之间固有的鸿沟,但起码可以为我们厘清经、传、注、疏间的关系并将其置于同一问题域之下讨论提供可能。接下来笔者就试图以清代常州学派宋翔凤的《孟子赵注补正》为例,通过分析其中的解经方法,展现宋翔凤诠释经典文本以及进行新哲学创作的过程,从而揭示经典及经典解释作品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宋翔凤(1777[②]—1860)一般被视为与刘逢禄(1776—1829)齐名、在常州学派中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代表学者。《清史稿》评价宋翔凤治学特色时说:“翔凤通训诂名物,志在西汉家法,微言大义,得庄氏之真传。”[③]一般而言,以训诂通经者不讲“微言大义”,而治经讲求“微言大义”者也罕求之以训诂校雠之法解经,宋翔凤却可兼两方之长而有之,这体现出他与其他常派学者独尊公羊学、治学专主今文经的不同。宋翔凤这种参合众家而又独树一帜的治学特色,根源于他早年复杂的从学经历。宋翔凤幼时由专攻朴学考据之业的父亲宋简(1757—1821)启蒙,打下了良好的学问基础;十四岁时又随同邑学者汪元亮(?—1798)研习训诂校雠之学,广览汉学古籍,几年间“遗文辑唐代,古读注张侯”[④],具备了极好的汉学考据的学术素养。二十三岁时宋翔凤又随其母庄氏归宁常州,在常州学派的“大本营”随其舅氏庄述祖(1750—1816)研习,尊汉代董仲舒、何休公羊学说之统绪,探求《春秋》深远幽深之义旨,最终对公羊之学服膺备至,力主“孔子素王”之说,探求“微言大义”。同时,宋翔凤又学于段玉裁(1735—1815)之门,精通东汉许、郑之学。[⑤]独特而又复杂的从学经历使宋翔凤最终形成了参合众家、别具一格的解经方式与学术风貌,这典型地体现在其《孟子赵注补正》之中。

  《孟子赵注补正》(以下简称《补正》)计七万余言,是宋翔凤集三十余年之功的代表著作。表面上看,该书是宋翔凤针对汉儒赵岐《孟子章句》所作的考证、辨说与补充性的著作,然而无论是补充赵注之缺漏,还是驳正赵注之未确,宋翔凤最终面对的还是《孟子》这部经典本身,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注解并诠释《孟子》,《补正》实则是宋翔凤重要的注《孟》著作。归纳起来,宋翔凤在《补正》中主要体现了以下三种方法论意识:以考据求真为底色、兼采“汉宋”的价值取向以及推尊公羊学的跨文本诠释路径。在这三种方法论意识的综合作用下,宋翔凤尝试以《补正》诠释《孟子》并以此进行新的哲学建构。

  少年时期接受的有关考据校雠的学习经验不仅使得宋翔凤通达百科,更重要的是为他树立了以字词训诂与典章考据解经的方法论意识。在《补正》之中,以考据求真便成为宋翔凤时刻不忘的注经方法,其注解《孟子》的态度一言以蔽之,便是大胆地质疑、精审地考据,选择其所相信者,驳斥其所反对者,存疑其所未明者。具体说来,宋翔凤注《孟》不仅内容涵盖广泛,字音、词义、人物、地理、制度、风俗等无所不包;而且对于赵注未详而己欲补苴者则援引古籍以证其是,对于赵注未安之处则举以反例直陈其非,追求从经文细微处着手详加考据、互为印证,体现出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综涉百家、融会诸经的学术涵养。

  举例言之,《孟子·滕文公下》有人名曰“段干木”,赵岐未对此人加以注释,而此人究竟是姓“段”还是“段干”,历代学者却多有争辩。对此,宋翔凤先引阎若璩之言以考“段干木”之人,再引臧庸之言,分梳史上段氏与段干氏的情况,后遍引《魏都赋》《吕氏春秋》注、《水经注》及《颜氏家训》详加论述,得出了“盖段干出老子后,段出干木后,其段干子、段干朋皆老子后,与干木谱系无涉”[⑥],即段干木乃为段氏的结论。而对于魏国的情况,宋翔凤则分而言之,提出了“并有段氏、段干氏”[⑦]两种氏族的可能性,兼存备录,存疑待考。可见宋翔凤虽广征博引,考据古今,但又不轻言臆断,取舍诸家之优劣,言必有据,力求客观,其态度之严谨,令人折服。又如解《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一句,赵注谓:“时,谓草木零落之时”,认为只有在草木零落的冬日方可进入山林砍伐。宋翔凤认为赵岐违背了《孟子》经文的本义,援引《周礼》加以规正:“按《周礼•山虞》:‘仲冬,斩阳木;仲夏,斩阴木’,注郑司农曰:‘阳木,春夏生者;阴木,冬秋生者。元谓阳木生山南,阴木生山北。冬斩阳,夏斩阴,坚濡调。’赵注时为草木零落之时,非。”[⑧]以《周礼》考证“斧斤”在冬夏皆可入山林,可谓直击赵注要害。在《补正》中,此类例子不胜枚举,从中皆可见宋翔凤注经时考据之底色。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宋翔凤一生对于《孟子》主要进行了两件工作,一是撰写《补正》,另一件便是辑录亡佚已久的东汉学者刘熙的《孟子注》,并将其作为注《孟》时重要的参考材料。赵岐《孟子章句》虽为汉代多家《孟子》注本中唯一完整流传下来的,但宋翔凤在所作《孟子刘注序》中以赵岐“逃难四方,藏迹复壁,既无咨问,复少游览,故其著书往往疏陋”[⑨],且认为刘熙注《孟子》多有胜赵岐处,故“搜而录之,以证赵君”[⑩]。所以在《补正》之中,宋翔凤屡屡以刘熙注为参照来考据赵注之得失。如解《孟子·万章上》“舜避尧之子于南河之南”一句,赵岐注云:“南河之南,远地南夷也。故言然后之中国”,宋翔凤认为赵岐对“南河”的注解不如刘熙准确,故以刘熙注为本加以申说:

  《史记·五帝纪》注引刘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按:《禹贡正义》云《汉书·沟洫志》许商以为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融津,见在今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骇,其间相去二百余里。因是知九河所在,徒骇最北,鬲津最南。按:汉融县在平原郡,为沇州界。《汉书·地理志》河东郡平阳,应劭曰:“尧都也。在冀州境,九河八流入沇域,在冀州南。融津又为九河之南,故曰南河。”……赵注云远地南夷,有似荒僻,无可主名,乌知所避越竟而已。此刘胜赵处。[11]

  据笔者统计,宋翔凤在《补正》之中以刘注作为材料来补正赵注,足有十四处之多,颇有将刘注与赵注“对垒”的味道。对于其中深意,宋翔凤亦有解释:

  读刘君所纂《释名》,其于训诂、天文、舆地之学,靡不综涉。则《孟子》之注,当亦博学精思而成之。如其亡佚,尤可惜矣……《蜀志·许慈传》云:“慈师事刘熙,善郑氏学。”盖刘熙之学正出于郑而以授慈,则此注之作或者原本于郑氏,故其家法为最正。[12]

  宋翔凤认为刘熙之学出于郑玄,故其家法最正、水平最高。宋翔凤以刘注考据、补正赵岐,背后走的其实是以郑玄补正赵岐的路子。这固然与宋翔凤自身习“许郑之学”的从学经历有关,但通读《补正》全书,宋翔凤又并未专主郑氏,而只是将其作为考证赵注的重要材料,随文所需而引之,精审评析。尤为可贵的是,常州庄氏家学常常认为郑玄解经舛驳杂糅,其说多不可采,且西汉今文经学衰败之因,也要算在郑玄的头上,将郑玄视为两千年学术之“大蠹”而加以猛烈批判。与之相比,宋翔凤的态度实已客观公允了许多。对此,时人视之甚高,如李慈铭(1830—1894)即言:“于庭承其舅氏庄葆琛之学,专为《公羊》家言,而不菲薄《左氏》。其于朴学,亦尊西京而多回护郑君,此足见其实事求是。”[13]

  总体上看,宋翔凤在《补正》中旁征博引,主张从经典文字的互证中探求经文本义,坚持的还是汉学家“训诂明则义理明”的解经方式。在注《孟》之时,宋翔凤总是该证则证,需详疏处则铺陈扬厉,广为申说;需扼要处则要言不烦,一语中的。而且他引用材料时也十分精审,广泛引证,精心比较,力求避免用带有主观色彩的方式对材料进行取舍,而是以温和的态度将不同立场与宗旨的学说纳入同一问题域之中,这些无不体现出其以考据求真的方法论底色。加之宋翔凤所引内容大多为古今学者的精妙之论,本身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使得《补正》无论在考据方面还是在资料方面都堪称孟子学史上的重要著作,有着广泛的参考价值。[14]

  传统学问有考据、义理、经世以及辞章的划分,其中考据与义理被认为代表汉学与宋学两种不同的学术风格,两者本不属同一学问层次,也没有必然冲突的理由,但在清代却因解释学的冲突而导出汉宋之争。乾隆、嘉庆两朝,汉学家大张其帜,经学考据之风一脉相承,形成了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学术范式,以致汉学、宋学之间门户壁垒森严,“‘宋学’二字,几为大雅所不道”[15]。嘉庆之后情况则有所转变,调和汉宋的潜流暗涌,汉学群体兼采汉宋或讲求义理的倾向渐渐有所发展,汉学家化解汉宋对峙、兼容宋学的趋势亦逐渐增强。在宋翔凤之前,焦循的《孟子正义》虽广征博引,足堪称为清儒注解《孟子》的集大成之作,但却受汉宋之争的学风影响,于宋学心有壁垒,对宋明理学家解说《孟子》的观点概不采纳。客观而论,这个缺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焦疏作为封建时代孟子研究集大成之作所应有的价值。[16]宋翔凤则与之不同,在考据求真的汉学基础上汲取宋学,将宋学也视为一家之言,并汲取其中诠释《孟子》的合理成分,在方法论上体现出兼采“汉宋”的价值取向。

  举例言之,最典型者如《孟子•公孙丑上》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一句,赵注云:“我能自养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气也。”宋翔凤以赵注“浩然之大气”值得商榷,故言:

  臧庸曰:“《文选•班孟坚答宾戏》:‘仲尼抗浮云之志,孟轲养浩然之气。’李善注:‘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项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气浩然也。’……”按:《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云:“阳者天之宽也,阴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举天地之道,而美于和,是故物生,皆贵气而迎养之。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者也。’”则董子以养浩然之气为养天地之和气。……朱子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皆与古义异。[17]

  不动心即《大学》之“正心”,不为外物所诱,则心能正如北辰之居其所。《尚书大传》言:“其变几微,而所动者大”,则居中亦未尝不动。不动者,不为外诱所动耳。使北辰不动,则恒星不能周天心而不动,则庶事不能就理。如告子之不动心,即庄周所谓“槁木死灰”,岂足以应万事乎?[18]

  从以上两段引文可以看出,宋翔凤在解经时同样客观地引用汉儒与宋儒的言论,将其置于同一问题下作为论据以证成己说,其中未曾带入任何“扬汉抑宋”的立场与情感。宋翔凤在《补正》中还数次直接引用朱熹等宋儒的言论,也未下任何批评宋儒的只言片语,并且在注解《孟子》时他还多次引用《大学》《中庸》与《论语》,这也与宋儒重视四书的传统相暗合,这些都是宋翔凤吸纳宋学的典型体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宋翔凤在吸纳宋儒思想时应用的还是考据式的表述方式,这是因为宋翔凤对于宋学的兼收从根本上讲还是立足于其解经时探求经文本义的客观追求以及考据求真的方法论底色。正是由于这种底色,宋学才能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被纳入宋翔凤解《孟》的文本中来,并且使《补正》显得更为严谨与客观。

  罗检秋先生曾经指出,学术研究固然需要实证,但又不可能完全排除义理,即使看似狭窄的考据研究,也可能包含一定的思想主旨与学术精神,而义理又恰恰对于贯通地认识学术的传承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19]《补正》就印证了这一点。宋翔凤注《孟》的基本立场虽属汉学,但是在追求经文本义的原则下,他认为对于同一问题往往古今各家各派所说各异,有时仅以一家之言断其是非难免偏颇,而是应该力求以客观的、打破门户壁垒的方式,必要时对自己立场之外的学说与观点也要兼收并蓄,加以引用与论述。与其时很多立足于汉学而驳斥宋学、对宋儒所言视而不见的学者相比,这种兼采“汉宋”的价值取向无疑对于清儒打通不同朝代的经学传统,使经典诠释焕发出更为强大的解释力大有裨益。

  在乾嘉汉学积弊渐深、宋学式微难开生面的困境中,常州庄氏将学术的重心转向了今文经学,主张学尊公羊,以《春秋公羊传》统贯群经,解经时探求圣人制作背后的“微言大义”。[20]宋翔凤于常州习经日久,受庄述祖、刘逢禄等学者的经学思想影响甚深,治经时也主要讲今文经学,认为可以将《春秋》与儒家经典互释,并从中探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对于这种“跨文本”的诠释路径,刘笑敢先生在《诠释与定向》一书中曾有过定义:“跨文本诠释是指以一部(或一篇)作品的内容(观念、概念、命题、理论等)去解释另一部作品,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无穷多的可能性。”[21]在《补正》之中,宋翔凤就试图将“春秋公羊学”纳入诠释《孟子》的体系中,并为我们开显出了新的可能性。而将《孟子》与《春秋公羊传》进行跨文本的诠释,也是《补正》中最有哲学建构味道的方法,更体现着宋翔凤与庄、刘等其他常派学者的不同。

  首先,宋翔凤不仅对于“微言大义”有一套自己的说法,而且尤其倡导“孔子素王”之论。宋翔凤在《经问自序》中说:“圣人之言曰‘微言’,传记所述曰‘大义’。微者,至微不入也;大者,至大无不包也”,而且“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该;大义所著,非一端足竟”[22],所以在注经之时除了考查经文所载的典章制度,时刻不忘探求圣人制作的微义,成为宋翔凤注经时一以贯之的信条。宋翔凤所说的“圣人”指孔子,他高度评价了孔子的贡献,认为孔子因德行最高,是和天子一样可以受命于天的圣人,但孔子又有天子之德而无天子之位,故称其为“素王”。“素王”孔子虽受命于天,但却不能如有位的天子可以在实际政治中去实现改制,故孔子是通过作《春秋》、寄之以“微言大义”而应天制作,号令百世。宋翔凤即以“孔子素王说”作为自己经学微言的根基,并认为在解经时应极力为此说张本,在注解《孟子》时也不例外。比如解《孟子•公孙丑上》“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赵岐注云:“见其制作之礼,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听闻其《雅》《颂》之乐,而知其德之可与文、武同也”。宋翔凤于此注深以为然,随顺补之曰:

  《春秋外传》曰:“五声昭德”,言五音之乐声可以明德也。从孔子后百世,上推等其德于前,百世之圣王无能违离孔子道者。自从生民以来,未有能备若孔子也。按:《论语》言“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夫子自知修《春秋》,素王受命可以百世,不仅十世。邠卿此注已见其理矣。[23]

  赵岐注虽推重孔子之圣贤,但绝不是站在“公羊学”的立场之上,更不会谈孔子自知为素王,借修《春秋》以号令百世。所以宋翔凤此处作注,纯粹是站在自己的经学立场上借助赵注延伸而发,宣扬“公羊家法”,大谈特谈其“孔子素王”之论。宋翔凤借助注《孟》来阐发其新的哲学思想的意图,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虽然同样重视“公羊之学”,解经时也都以阐发圣人“微言大义”为价值依归,但由于宋翔凤有着以考据求真的方法论底色,所以他注经时在意识与言说方式上与庄、刘等人有着极大差别。在庄、刘的著作中虽亦不乏以考据通经之处,但充其量考据还只是他们解经时候的一种工具,是补充其理论成果、赢得外界认可的一种认识论手段。[24]当单纯以考据无法阐发“微言大义”时,庄、刘等人还是会以大胆跳脱的语言直抒其义,其解经方式仍以“上下贯通,大胆解释”[25]为主。宋翔凤则认为微言大义就在经典的典章制度与训诂考据之中,所以他采取将考据语言与公羊学说相结合、以朴学方法探求“微言大义”的方式解经,努力将公羊学与考据语言以一种互相补充的方式纳入自己的学术系统。比如解《孟子·离娄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一句,宋翔凤注云:

  《尚书大传》曰:“……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按:三王,迭用天地人之正;兼三王,谓通三统也。《春秋繁露》曰:“王者之法,必正号,绌王谓之帝,封其后以小国,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后以大国,使服其服,行其礼乐,称客而朝。故同时称帝者五,称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统也……”周公时则夏殷周为三王,班固《白虎通》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后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统也……”据此知兼三王、通天地人之正,以正一岁之首,施于春、秋、冬、夏为施四事,以为一岁之成而王道备。所谓“施四事”者,其事备于《明堂》《月令》,而实本于《尧典》之“命羲和”。《尚书大传》曰:“天子南面而视四方星之中,知民缓急,急则不赋,藉则不举力役,故曰:‘敬授民时。’”……凡四时鸟火星昴之中,皆仰观而得王者,当法天,周公之所以仰而思之也。自唐虞三代以来,无不以此为兢兢。故《月令》言春行夏令及四时灾异之应,皆所谓有不合者也。合于天谓之合,不合于天谓之不合。王者,上承天之所为,下以正其所为,皆仰而思之之学也。三代之王皆受命于天,四时之事皆天道。“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受命而王,必仰法于天。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所施皆王者之事,仰而思之,求其端于天也。“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乾•九三”明人事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此之谓也。孔子作《春秋》,亦通三统而具四时,即周公之法,亦自古帝王相传之法也。[26]

  宋翔凤遍引《尚书大传》《春秋繁露》《白虎通》《礼记》《周易》等典籍,节节推敲,引申剖析,认为周公作为通三统、具四时的“王”,“仰而思之”乃是因其受天命而王,仰法于天方可承天之端绪,达上行下效之功;之后引《周易》乾卦“君子终日乾乾,夕惕”来解释“坐以待旦”,乃是强调圣人得天命之后始终如一的状态。不过最值得玩味的是,宋翔凤的文献考据最终落到了孔子身上,说孔子作《春秋》实是传承“自古帝王相传之法”,言外之意,孔子就是可以上承天命,兼三统、具四时的“素王”了。此处的“孔子素王”说相较《孟子》原文而言,属于在解释上跨度较大的情形,但是我们却也可以在考据性的语言之中,窥知宋翔凤阐发自己公羊学思想的用意。

  对于这种“跨文本诠释”的可信度问题,刘笑敢先生也有过分析:“跨文本诠释所借用的文本和诠释对象之间的差异越大,偏离诠释对象文本的可能性也越大,所产生的诠释作品也可能越新奇(或谓之为越有创造性)。”[27]但是思想上的新奇不能等同于注经时的可信,我们还必须借用刘先生所提出的“融贯性”这一概念来进行分析。刘先生认为这种融贯性诠释要求在多种借用文本和对象文本的差异性之中制造出一种统一性,并贯穿于诠释作品之中。[28]在注解《孟子》时宋翔凤虽然尽力用一种考据性的语言表达自己的公羊学思想,但他始终未能很好地将《孟子》与《春秋公羊传》这两部经典融贯起来,这使得宋翔凤在注《孟》时往往带有追求公羊经义的“前见”,强行牵扯进很多与公羊学相关的内容,并最终导致过度诠释。如在赵注基础上可以阐发公羊经义时,宋翔凤便会言“邠卿此注已见其理”,如果赵注之义与宋翔凤抵牾之时,宋翔凤则会直陈其“非”,严厉批评赵岐没有依从孔子受命于天、孔子“素王”身份的立场注经,甚至讥讽赵岐为不知圣人制作的“俗儒”。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不仅偏离了《孟子》经文的本义,大大降低了《补正》的可信程度,更招致后世很多学者的批判。如江瀚(1857—1935)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批评宋翔凤“孔子素王受命,乃说《春秋》者推尊之辞,孔子何尝以素王自居乎?翔凤斯论殆近于诬矣。”[29]章太炎(1869—1936)、刘师培(1884—1919)等也批评宋翔凤解经时缺乏严肃性与客观性,如章太炎即批判宋翔凤“最善傅会,牵引饰说”[30]。

  笔者认为,对于宋翔凤注《孟》时推尊公羊经义而导致《补正》可信度下降的问题,我们应该以一种全面审慎的态度来看待。一方面,诸家对于宋翔凤注《孟》方式的批判,不论立场如何,都未涉及《补正》中考证名物地理的相关内容,对于宋翔凤以考据求真的方法论底色,我们不应因噎废食地一并否弃。另一方面,刘笑敢先生曾经指出:“自觉的或不自觉跨文本诠释都可能促成新的背离诠释对象的思想体系的产生”[31],从现代学术研究的严肃性或科学性来说,宋翔凤将《孟子》与《春秋公羊传》的思想混为一体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混淆,但是从思想创造的角度来说,宋翔凤的工作却是必要的、有价值的,不如此则无法在继承常州学派原有理路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和创造。宋翔凤这种推尊公羊学的跨文本诠释路径对于清代中后期经学大义公羊化学风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春秋公羊传》《孟子》乃至赵岐《孟子章句》都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所以,对于宋翔凤“跨文本诠释”的解经方法在建构新哲学思想方面的推动作用,读者亦不可不察。

  上文笔者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宋翔凤《补正》的解经方法及其得失进行了梳理,从这些方法入手,我们不难发现《补正》所具有的学术价值。

  《补正》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对常州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年少时复杂的从学经历使宋翔凤的学术视野比其他常州学派学者更加宽广,在解经时的态度也更为平和与客观。宋翔凤在传承庄氏家法的同时,在方法上也体现出对于汉学考据的重视,传承了乾嘉汉学笃实求真的治学精神,所以他可以将“微言大义”的家法观念与实事求是的汉学古义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极力促使二者间进行交流,这样就消除了很多“门派之争”与先入为主之见,也使得他的学说与庄述祖、刘逢禄等君相比少了很多“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显得更为笃实。后学龚自珍(1792—1841)受常州学派影响极深,却多次盛赞宋翔凤为“朴学奇才”[32],张之洞(1837—1909)亦称赞宋翔凤“笃守汉人家法,实事求是,义据深通”[33]。可见宋翔凤通过《补正》等著作不仅为常州学派带来了客观、平实的治学风气,极大地丰富并发展了常州学派的学术思想,更在某种程度上扩充了清代今文经学的研究阵地。

  其次,如果从整个清代学术史的角度来审视《补正》的解经方法,宋翔凤在其中展现出的兼采“汉宋”的价值取向在当时扬汉抑宋、汉学家看低宋学的背景下,尤其显得弥足珍贵。作为汉学家的宋翔凤在《补正》之中不仅没有忽略、抹杀宋儒对于经典诠释方面的贡献,甚至在古稀之年自辑的《过庭录》中将此思想推进了一步,言“朱子之学,自足继往开来,非他儒所能及”[34],直是“深推两宋道学,以程朱与董仲舒并尊,盖几泯汉宋之见焉”[35],这些价值取向不仅深深影响了俞樾(1821—1907)、戴望(1837—1873)等后学,而且诸如魏源(1794—1857)、皮锡瑞(1850—1908)等学者援引宋学以丰富今文经学义理的路径亦与宋翔凤大致相同。[36]所以宋翔凤对于清后期“汉宋调和”思想的兴起与开放多元学风的形成,无疑都起到了前驱先导的作用。

  更为重要的是,今天对《补正》进行研究,无疑可以为我们带来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刘笑敢先生在《诠释与定向》中提出过“一个过程,两种定向”的理论,“两种定向”指作为对象性纯学术研究的客观的、历史的、文本的定向与作为主体性思想建构的当下的、主观的、自我表达的定向。这两种定向看似是不同的、相反的,甚至是相冲突的,但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的历史来看,这二者却常常统一在同一部诠释著作和诠释过程中。刘先生认为,就实际的诠释活动来说,一部诠释作品不可能百分之百忠于文本和历史,而没有诠释者个人生活的时代的思想文化背景的渗透干扰;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自由创造,而不受诠释对象的局限和影响。所以,任何实际存在的诠释作品都是内在的两种定向融合的产物,我们可以通过实际完成的诠释作品反观、追溯诠释活动内在的矛盾,并由此揭示不同诠释作品所表现出的在两种定向中定位与取舍的最终结果,即诠释作品的方向性特点。依照这一情况,刘先生把各个哲学家的诠释作品分为三大类:其一为顺向诠释,即可以以解释文本固有思想为主,或模拟文本可能的思想体系,或顺着文本固有的思路创造新的思想体系;其二为逆向诠释,即基本否定原作的基本概念、命题方向,与原作品的精神方向有重要的或者根本的不同;其三则是在顺向与逆向中的徘徊与推敲。[37]

  套用上述理论,我们可以发现《补正》实则是宋翔凤在“两种定向”之间徘徊的结果。宋翔凤以考据求真的方法论底色以及在此基础上兼采“汉宋”的价值取向体现的是客观的、历史的、文本的定向,而推尊公羊经义体现的则是当下的、主观的、自我表达的定向,在这背后则隐藏着宋翔凤在诠释《孟子》时追求经文本义与建构新哲学思想的内在矛盾。在这种徘徊与推敲之中,《补正》成为了一部既有明显汉学特色,又具有浓厚今文经学价值取向的著作,而这一切又都与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以及宋翔凤个人的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经典诠释作品固然有着诠释文本以及进行新哲学创作的双重属性,在诠释过程中经典文本的自身意义也必然会与诠释者新体系之间产生巨大的张力,化解这种张力则离不开对于解释者价值立场乃至个人生活经验的分析。只有了解解释者的价值立场与经典诠释作品的来龙去脉,我们才可能对经典解释作品有全方位的了解。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我们可以将经典解释作品放置于整个经典诠释系统中,判断其可以被接受的程度;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单独将其抽离出来,把它视为独立的哲学作品从而探析其中特有的哲学韵味。唯有如此,中国的经典诠释学研究才能变得鲜活起来。

  [①]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1页。

  [②]宋翔凤生年,据《清史稿》为1779年,《清儒学案》为1776年。宋翔凤《过庭录》自序言:“余以岁己酉于役汉皋,辑读书所得为《过庭录》……年已七十有三”(宋翔凤撰,梁运华点校:《过庭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己酉年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时年翔凤73岁,故笔者认为以宋翔凤生于1777年为妥。

  [④]宋翔凤:《钞书自题》,《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

  [⑤]宋翔凤师事段玉裁的具体时间难以考证,学界普遍认为当是在嘉庆初年段玉裁侨居苏州之时。如台湾学者蔡长林认为:“翔凤投入段氏之门的‘嘉庆初年’,最有可能的时间,应在嘉庆四年随母归宁常州。”(蔡长林:《训诂与微言——宋翔凤二重性经说考论》,《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二十九期》,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6年9月,第254页。)

  [⑥]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⑦]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

  [⑧]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⑨]宋翔凤:《孟子刘注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⑩]宋翔凤:《孟子刘注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11]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4页。

  [12]宋翔凤:《孟子刘注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5页。

  [17]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18]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页。

  [19]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0]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21]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1—52页。

  [22]宋翔凤:《经问自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42页。

  [23]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3页。

  [24](美)艾尔曼著,赵刚译:《经学、政治与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经学派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页。

  [25]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清代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25页。

  [26]宋翔凤:《孟子赵注补正》,《续修四库全书》(第15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3—34页。

  [27]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10页。

  [28]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10—211页。

  [31]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10页。

  [32]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22页。

  [36]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37]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34—137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