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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之前的书籍大多不署名那谁是第一个在自己著作中署名字的

2018-08-25 10:57

  如果常读古书的话,尤其是秦汉之前的书,你就会发现,大多数人是不署名字的。这是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不仅反映了我国古人“知识产权”意识的淡薄,还反映了他们视学术为天下之公,非为一人之私有的态度。

  不署自己的名字也就罢了,后人还往往署上古代先贤的名字。这又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例如《黄帝内经》,虽然署名为黄帝,但却是成书于战国时代;还有《列子》,让人误以为是战国时期的列御寇所作,其实并非如此,据现代学者考证,《列子》一书当为魏晋时期的作品。也就是说,这些书都是“伪书”。“伪书”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独特现象,所谓的“伪书”是指书的内容与作者及其生活的年代不符,除了这一点,其价值还是很大的。

  面对这些“伪书”,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学术的学者来说,的确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首先要搞清楚作者是谁,写于什么时候?否则是不敢贸然引用的。

  但是,有一本书,你一定听说过。即使“没吃过猪肉,也一定见过猪跑”。这本书就是《吕氏春秋》。你可别小看了他,抛开他的内容先不管。这可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署有自己名字的著作,是中国历史上著作冠名的“第一次”。众所周知,他的(主编)作者是吕不韦。

  关于吕不韦在这本书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古人有很大的非议。如有人认为“专其号曰‘吕氏’”虽然意思有点暧昧,但似乎是说,您吕不韦先生署上自己的名字不就是想出风头吗?讽刺的意味跃然纸上。可是到了今天,看法完全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于吕不韦署上自己的名字给予了极大地称赞,认为其有知识产权意识。如学者陈静在《先秦至魏晋文人著述观念的变化》一文中写道:“吕不韦对著作的态度与前人不同,他以自己的姓氏命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与后世作者署名的作用是一样的。”这种看法认为吕不韦结束了不署名的历史,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其实我们仔细分析第一种看法,就发现其根本经不起推敲。因为在吕不韦的时代,他早就因为善于经商而闻名天下,况且又是嬴政的“仲父”,已经位极人臣。那么,他还需要出风头吗?显然不需要,那么,他将自己的著作冠名为《吕氏春秋》,用意究竟何在呢?

  名家讲究“辨名析理”,法家讲究“循名责实”,我们不妨从辨析其“名”开始。吕不韦将自己的书命名为《春秋》,其用意究竟何在呢?我们知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提起《春秋》,人们自然会想起孔子。事实上,在历史上,后世对《吕氏春秋》颇有微词,如徐树栋在《烟屿楼文集》认为其“僭其名曰《春秋》,专其号曰‘吕氏’”。“僭”即是超越本分,在后世儒生眼里,似乎只有孔子才有资格作《春秋》。那么,这种说法靠谱吗?这显然是后世“陋儒”的一种偏见。

  将《春秋》看作是孔子的“专利”是根本站不住脚的。首先,孔子是在鲁国旧史《春秋》的基础上整理而成,且别国都有《春秋》,也是官修的。孔子只是以私人身份修《春秋》,因为“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也是僭越,无怪乎其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二者,孔子被尊为“圣人”以后,《春秋》一书才有了特殊地位,但是在作《春秋》之时,孔子只是布衣。况且吕不韦位极人臣,不仅是大秦相国,还是是秦始皇的“仲父”。因此,完全有资格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可见《春秋》之重要性。“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即是希望通过褒贬善恶勉励天子行王政,以达到天下太平。那么吕不韦洋洋洒洒二十万字,又是为了什么呢?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将《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一类,认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那么何谓“见王治之无不贯”呢?我们看看颜师古是怎么说的。其说:“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综贯。”可见,《吕氏春秋》一书里是从头都是尾贯穿着“王者之治”的。

  此外,先秦时期,很多国史都冠名为“春秋”。据说这种传统似乎起于三代,如太丁(商纣王祖父)时候的书名就叫《殷商春秋》。到了东周时期,各国作史纷纷采用“春秋”之名。除过有鲁《春秋》外,还有周《春秋》、燕《春秋》、宋《春秋》、齐《春秋》等。墨子就生活于这个时代,应当了解这些史实,所以他在《墨子·明鬼》说:“吾见百国春秋。”

  那么,“春秋”是个季节名称,却为何成为了东周时期列国的史书名称呢?我们知道人类的文明演进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最初的时候,人们只有“年”的观念,后来有了“季”的观念。最初人们认为只有两个季节,万物复苏的春季和萧瑟而又丰收的秋季,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春秋时期。那么,何以知道呢? 我们翻阅诸子的文稿就可以明显地知道,在他们那里只有“春”和“秋”的概念,还没有“冬”和“夏”的概念。所以春秋就代表一年,而这些史书都是编年体,以一年位单位。约定俗成、相沿成习,于是各国的史书也就以“春秋”来命名了。

  还有一个引起人们争议的地方就是,《吕氏春秋》成书以后,吕不韦采取了一个十分有趣的行为,即“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可是,《吕氏春秋》悬于城门多日,竟无一人提出异议。东汉王充认为不是《吕氏春秋》真的没问题,而是人们畏于大秦相国的权势,不敢造次。王充之言却有道理,但是这不是主要原因。因为吕不韦当时是大秦相国,有门客三千,这些人都是天下高才。可以说《吕氏春秋》是汇聚了天下最聪明、最有见识的人编写的,因此这本书的质量是没得说的。即便是今天,我们翻开来读一读,还可以隐约感受到智慧的锋芒。

  那么,吕不韦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前面已经说过,这本书是阐明“王者之治”的,也就是向皇帝的建言书。吕不韦公布这本书的时候,嬴政正好是二十出头的样子,血气方刚,踌躇满志,正准备大干一场。那么吕不韦的用意就很明显了,我们不妨试着分析一下。一是向嬴政公布自己的政见,二是为了取信于民。《吕氏春秋·务本》说:“宗庙之本在于民”,可见吕不韦早就认识到民心对于一个政权的重要性,所以公布于民,就是为了防止“朝令夕改”,取信于民,让老百姓明白朝廷的主张。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白纸黑字写上的,连斧头都砍不去。”吕不韦署上自己的名字就是表明自己对这些文字负责。不仅仅是一种自信,还有责任承担意识在那里。把这些公布天下,也是为了公布自己的政治主张,是一种政治智慧。

  今天我们来看吕不韦,他在先秦的地位是极其特殊的。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说是世界首富也没有问题。此外还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这一项成就拿出来都不得了,何况三项呢?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吕不韦是当之无愧的“先秦第一人”。